据说瓦伦丁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那个时代做一名基督徒意味着危险和死亡。为掩护其他殉教者，瓦伦丁被抓住，投入了监牢。在那里他治愈了典狱长女儿失明的双眼。当暴君听到这一奇迹时，他感到非常害怕，于是将瓦伦丁斩首示众。据传说，在行刑的那一天早晨，瓦伦丁给典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落款是：From your Valentine（寄自你的瓦伦丁）。当天，典狱长的女儿在他墓前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一天就是2月14日。自此以后，基督教便把2月14日定为情人节。
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艺术巨匠徐悲鸿的一段情缘交错，这个故事里没有开红花的杏树，只有被烧掉的枫树苗；不止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而是十几封深藏感情的信件，一首伤心无奈的七言诗，更有一幅幅杰出的画作。不朽杰作的问世以及耀眼的成就与光环伴随的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悲情人生。
徐悲鸿
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他是个社会活动家，而他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大多与美术教育和艺术理论探索相关。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掘人才，并予以人栽培提携。
1930年代中期，徐悲鸿与 中央大学艺术系部分师生合影
1933年，“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欧洲巡回展期间，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无意中发现徐悲鸿原来一直在和一个她最不想见到的人保持着通信，为此，夫妻二人又是一番争吵。
原来，徐悲鸿曾向蒋碧微坦言，他因为爱才，专为一位名叫孙多慈的女学生额外辅导，还带她到画室参现，为她画像。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姑娘跟徐悲鸿聊起自己的身世，说到自己的父亲原是孙传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的军队兵败，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一家人终日生活在不安与惶恐之中。听到此，徐悲鸿顿生怜悯，不禁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担忧，对她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说着，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孙多慈像》
孙多慈，就是与旅欧期间的徐悲鸿一直保持通信的那个人。这位江南才女，性格温婉，19岁那年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她刚一开始作画，就得到老师的赏识。
徐悲鸿向妻子坦言他与这位女学生的交往，蒋碧微听后如同五雷轰顶。虽然徐悲鸿声称自已并不想和谁离婚，和谁结婚，只是看重孙多慈的才华，想好好栽培她、引导她，使她成为有用之才。蒋碧微还是无法接受，从此开始了对丈夫更多的猜忌。
就在赴欧洲举办中国书画展之前，蒋碧微曾命佣人将他们南京新居中新栽的枫树苗全部连根拔起做炊火之用，起因也是孙多慈。被烧掉的枫树苗是孙多慈特意买来，为祝贺师长新画室建成，用来装点庭院的。徐悲鸿从此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并刻下了一枚“无枫堂”印章，足见他对蒋碧微烧树苗这一举动是多么的耿耿于怀。
渐渐，师生恋的传闻开始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仅让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徐悲鸿夫妇的关系更加恶化，也让年轻的孙多慈饱受非议与委屈。外界的压力反而让徐悲鸿与孙多慈走得更近。终于有一天，徐悲鸿给蒋碧微寄去一封信：“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不可能。”
艺术家徐悲鸿不会撒谎，在艺术上“求真”，在情感上亦是如此。他离开南京，离开了被他命名为“危巢”的家，前往广西。他随身带着一颗红豆和方绣着“慈悲”二字的手帕。这都是孙多慈寄给他的，她取徐悲鸿的悲和自己名字中的慈，合在一起正好是“大慈大悲”。
《孙多慈像》1934年
才女孙多慈，在如花的年纪，本有着光明的未来和众多的追求者，但她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闯入大画家徐悲鸿的感情世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生也逃脱不出这段情感阴影。
就在此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通信、交通都变得十分困难。
徐悲鸿首先回南京想接妻儿去广西避难，却遭到蒋碧微的拒绝。徐悲鸿追到重庆，试图在战乱之中与蒋碧微修复感情，却不料吃了闭门羹。徐悲鸿万万没有想到，心已死的蒋碧微竟然表现得极为冷漠，只跟他谈每月交出薪水一半作为生活费的事儿，不愿与徐悲鸿重修旧好。一个知识女性自有她的骄傲，此时的蒋碧微对徐悲鸿已经再也生发不出当年少女时的爱恋，经过岁月的磨蚀和婚姻暗礁的冲撞，他们的感情彻底地走向了破裂。也许两个原本就志不同道不合的男女走到一起，这样的结局在所难免，但是对于一个内心柔软、敏感重情的艺术家而言，蒋碧微的冷还是让徐悲鸿痛苦不堪。
既然蒋碧微拒绝和解，徐悲鸿也不再强求，当即收拾衣物从重庆的家搬到中大宿舍居住。
在那个无家可归的夜晚，徐悲鸿独自在四川的嘉陵江畔徘徊，忽然有一个身背竹篓捡拾破烂的妇人蹒跚地向他走来。看到这样的情景，徐悲鸿本能地从身上掏出了自己所有的钱，塞到老妇人手中。那老妇人却十分意外，望着他发呆。此情此景让徐悲鸿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己从贫苦人家走向大千世界，如今他已四十多岁，而国家却依然穷困，百姓依然贫苦。于是，他回到画室，立刻提笔画下了著名的画作《巴之贫妇》。
《巴之贫妇》 1937年
当画家绵软而敏感的内心被触动，真实的情感便化成有力的线条与色彩，爆发出艺术的力量，感染无数的观众，不分阶层，甚至不分时空。
《巴人汲水图》 1938年
徐悲鸿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巴人汲水图》，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12月10日，翰海2010秋拍首日，被誉为近现代书画市场最大亮点之一的徐悲鸿写实巨制《巴人汲水图》以1.71亿元成交。此画早在1938年一经展出即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当即提出重金购买。徐悲鸿为抗日救国筹款，依原样重新绘制了一幅。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徐悲鸿开始四处奔走举办筹赈画展。
徐悲鸿离开重庆后，到长沙找到了孙多慈，并将她全家接到桂林。他想尽其可能地为他所喜爱的女学生做点什么，于是，帮助他们父女在广西省政府谋了一份差事。
这是徐悲鸿和孙多慈一生中唯一短暂相处的日子。 他门常常同往漓江写生，情投意合，分享艺术带来的欢乐。这些都是不关心艺术的蒋碧微无法带给徐悲鸿的。不久，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希望能与孙多慈“有情人终成眷属”。此事让蒋碧微十分记恨，心里打定主意坚决不同意离婚。
徐悲鸿面临的困境却不仅仅是蒋碧微的盛怒和拒绝，还有孙多慈父亲的阻挠。这位传统而古板的老先生在关键时刻出面反对，并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桂林。谁想到这一走，让一对情投意合的人此生此世永远分离，直到孙多慈64岁在台湾去世，两人也未能再相见。
深陷情网的孙多慈一病不起。在病中呼唤着徐悲鸿的名字。她曾给徐悲鸿写过十几封信，信中却以尊师相称，从不称他“悲鸿”。深藏的感情眼见着结合无望，弃之不忍，家里又为她相中了一位追慕者，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孙多慈心急如焚地发电报要求徐悲鸿来一趟浙江。无奈此时徐悲鸿接受了印度之行的邀约，已经去了新加坡。兵荒马乱之际，孙多慈只好寄出了最后一封绝望而深情的信，表达自已后悔没有抗拒父母之命，未能与徐悲鸿结合的心情，并相信今生今世会再见到“我的悲鸿”。远在海外的徐悲鸿担心会耽误孙多慈的青春，只得回了一封绝交信，并将他们之间所有的信和物品都烧掉。然而此后，徐悲鸿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件事太对不起她――孙多慈。他更不知多少遍书写着孙多慈在最后一封信中赠与他的诗：
一片残阳柳万丝，
秋风江上挂帆时。
伤心家国无限恨，
红树青山总不知。
后来，与徐悲鸿失去联系的孙多慈年龄渐长，在将近30岁时嫁给了膝下已有两个女儿的许绍棣，并于1948年与丈夫、父亲和儿女去了台湾。
孙多慈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继承徐悲鸿衣钵，长于写实主义人物肖像画，在台湾也是桃李满天下。她在50年代听闻徐悲鸿去世的消息时，曾悲痛欲绝，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相比起那个在画坛坚持己见不轻言放弃的徐悲鸿，在情感之路上，他似乎又是优柔寡断的，难以下决心舍弃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在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和才情出众的孙多慈在广西的那一段形影不离、一同作画的日子，给徐悲鸿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同时，也把遗憾和无奈的叹息留在了心底。
《漓江春雨》 1937年
徐悲鸿的中国画名作《漓江春雨》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山影在水中荡漾，春雨飘洒、雾气弥漫在空气中，模糊了周边秀美的山与树，好一幅水天一色的美景。除了在近景上的一叶扁舟之外，没有一根轮廓线。这位留学欧洲，十分强调素描基础和线条的画家，却将中国画大泼墨的特点发挥得如此淋清尽致，并成为在中国画中，画构水面倒影的第一人。
有谁能想象得到，能够画出如此静谧美景的人，是曾用激烈的言辞称塞尚、马蒂斯、莫奈等世界名家的画为“无耻之作”，引起美术界轩然大波的徐悲鸿。以至于今天还有推崇现代派的人抨击徐悲鸿是阻碍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罪魁祸首。徐悲鸿曾多次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并赶走对他进行威逼利诱的国民党高官，曾一人直面声势浩大的”倒徐运动”，还在自己的家中高悬“独执偏见，一意孤行”的匾额。他的一身傲骨如同笔下的奔马一般，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然而与此同时，面对个人的感情生活，他却一度无法把控。就这样，内心的绵软与倔犟同时存在，不朽杰作的问世以及耀眼的成就与光环伴随的却竟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悲情人生。
与孙多慈在广西诀别后，徐悲鸿也深受打击，心力交瘁。一个画家，有着普通人情感的画家，从有家难归到无家可归，徐悲鸿似乎是自己选择放弃了安逸平稳的生活，又似乎是命运将他推向了这个只属于他的角落。奈何情路坎坷，徐悲鸿在孤独中漂泊异乡，此时竟没有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他安心创作。
1938年6月，印度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向徐悲鸿发出邀请，请他到印度作画讲学，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在情海中万念俱灰的徐悲鸿欣然应允。不久，他前往香港举办画展，并于1939年由新加坡乘轮船经缅甸赴印度，在不断奔波中错过了孙多慈在情急之下向他发出的电报。
人的一生太过短暂，错过了便再也没有交叉的可能。对于徐悲鸿而言，此时还有对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参与抗日救国的信念让他继续鼓足勇气前行。同样，他也这样写信鼓励着孙多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