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银雀山汉简特辑

1972年在山东临沂的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西汉竹简古籍，大部分为佚书或是首次发现的古籍。“银雀山汉简”对研究汉代简牍的形制、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成与发展颇具意义。由于当时的技术以及认识的原因，这批竹简在出土时受到一些损伤，竹简已经散乱，表面呈深褐色，编绳早已腐朽，但用墨书写的文字，除个别字外，绝大部分比较清晰，为早期隶书。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直到2010年才出版面世。过去出版的竹简图版，大多只是黑白照片，这样就使部分朱色笔迹无法得到展示，而现在的彩色数码摄影，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本专题刊发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图版为2017年9月采用最新技术拍摄，为方便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对竹简的颜色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并适当调亮，并将完整竹简及其局部放大均呈现给读者。“银雀山汉简”中的其他有关内容，本刊将再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并适时刊发。本专题得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按

银雀山汉简的文字与书法漫谈

刘绍刚曹晋彰

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和出版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的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罗福颐、顾铁符和发掘者吴九龙等先生初步整理后，于1974年在《文物》第二期上发表了《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公布了这一发现。6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是：“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数据”。在这种背景下，这批汉简的整理研究不仅仅是学术圈里的事，而是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一个大事。

1974年，“银雀山汉简整理组”在老北大红楼成立，1975年，大字本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出版，这本书没有标注出版社、书号、出版时间，更没有编者、主编，现在看简直就像“非法印刷品”，但当时就是这样，没有个人署名。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是要呈毛主席看的。从后来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版说明我们才知道，这个整理组的成员，包括了中华书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化馆的诸多专家学者，其中不但有朱德熙、杨伯峻、商承祚、张政烺、裘锡圭、曾宪通这些在当时或之后名震学界的大家，就连摹写简文和书写释文的，居然也是傅熹年、周祖谟这般大家。

1977年，整理组的学者们纷纷回到原单位，开始“百废待兴”后的科研、教学工作，整理组也自然解散。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古文献研究室，也是在数年后随着七八级研究生、七七级本科毕业生的相继入职，才逐渐充实起来。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早在1981年就已经定稿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0年才出版面世。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叁）》，又由于种种原因，以至于连整理底稿都下落不明，更何谈出版。

在银雀山汉简整理出版后的四十多年里，学术界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一直没有终止，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国内外的研究著作和文章的总量已达四百多部（篇）。而且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后的四十多年间，学术界对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无论是在认识水平上，还是方法手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过去的数据采集，往往只对“有字迹”的竹简进行正面拍照，而没有注意到反印文及简背的数字编号、划痕等信息。目前，通过对多批简牍典籍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经证明简背往往不但有篇题、简序编号等笔迹，而且也多有划痕，这些信息对于简牍的编联和排序非常重要。就连竹简残断的位置等信息，对于残简的编联缀合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都是学界在简牍整理尤其是典籍类简牍整理研究上的新认识。从技术层面看，过去公布的竹简图版，大多数只是黑白照片，这样就使部分朱色笔迹无法在公布的图片中得到展示，而现在的彩色数码摄影，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近年红外扫描技术在简牍数据采集中的广泛应用，可以将一些肉眼看不到，一般摄影也难以捕捉到的模糊字迹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也极大地促进和方便了简牍的释读和整理进程。新出版的简牍整理报告，也一改过去黑白和原大印刷的传统，出现了更接近于简牍原色的彩色品相，以及图版放大的版本，这些都给学界及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研究和学习机会。

为了尽早把银雀山汉简的全部资料早日公布于世，银雀山汉简出土和整理的四十多年后，2015年，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下，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山东博物馆启动了重新整理、出版银雀山汉简的计划，成立了新的整理组。为了充分体现学术研究及整理工作的科学性、继承性和延续性，保证整理成果的品质，由老一辈整理组学者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当年参加整理的李家浩、李均明、骈宇骞先生和李零、胡平生、陈伟武、陈剑、冯胜君诸位先生组成专家组，汇集了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博物馆的年轻学者为整理组骨干，山东博物馆郭思克和我担任整理组的组长，对银雀山汉简进行新的数据采集和整理出版。

即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集成》（暂定名），由于增加了新采集的红外扫描图版、彩色图版的正反两面及放大的图版，对之前的释文注释有较多增补内容，所以本书的卷数也较之前有所增加。拟分别是第一卷《孙子兵法》（吴孙子，约233简）、第二卷《孙膑兵法》（齐孙子，约222简）、第三卷《管子、晏子、尉缭子》（约200简）、第四卷《六韬及佚书》（约200简）、第五卷《守法守令十三篇》（约223简）、第六卷《论政论兵之类（将败—程兵）》、第七卷《论政论兵之类（将德—君臣问答）》、第八卷《论政论兵之类（郭偃论士—三算）》、第九卷《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上）》、第十卷《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下）》、第十一卷《唐勒及佚书》（约300简）、第十二卷《元光元年视日（历谱）及残简》，预计在2019年正式出版，如能如期将四十多年前的银雀山汉简资料全部发表公布，对学术界和书法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银雀山汉简与齐文字的关系

在简帛研究界，基本把简牍文献分为文书类和文献类简两类，银雀山汉简，大多属于后一种。文书类按内容可分为官文书和私文书两大部分，书籍类则可按时代不同分为先秦文献和秦汉文献。

我们知道，在研究战国古文的时候，学者一般会将秦系文字和东方六国文字加以区分，而在六国文字中，不同国家或区域文字的异同研究，如楚、晋、齐等国别文字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简牍中的书籍类先秦文献，因其多出土于楚地，其文字更多的具有楚系文字的特征，所以过去一般笼统地将这些文字及载体称为“楚文字”或“楚简”。实际上这其中既有战国时期楚国的抄本，也有文字学界目前称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或“具有晋系文字特点的抄本”。

在湖南、湖北出土的先秦古文献，我们过去都称为“楚简”，其实在这些简中，文献的内容、语言风格和国别特征明显的特殊用字，是判断其底本国别特征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郭店楚简的《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简的《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诸篇，以及清华简的《楚居》等，都属于楚人抄写的楚人文本。而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至三，以及上博简的《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建内之》《竞公虐》《孔子见季桓子》等，保留了许多齐国文字的因素，其所据底本当属于齐系（比较特殊的一篇就是《缁衣》，有郭店简和上博简两个抄本，其中上博简《缁衣》与郭店简相比较，是有齐系文字特征）。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中，《厚父》字体古老，有些写法特点有明确的晋系文字元素，《良臣》一篇无论从文字还是书法特点看，都与典型的楚系文字不同，也表现出与晋系“丰中锐末”特点相同的因素。这说明，过去所谓的“楚简”，应该包括了楚、齐鲁、晋系等多种文字的因素，与其称之为“楚简”，不如称“战国简”更为确切。这些简上的文字，就是《说文》所说的“古文”。关于六国文字的归属及名称这一点，王国维早在《史籀篇疏证》提出，并在《桐乡徐氏印谱序》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阐述得很清楚。

《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经过了秦统一文字之后，文字真的就完全统一了吗？那些“不与秦文合”的文字都统统消失了吗？从目前所见秦汉之际、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看，情况并非如此。

在西汉早期的文书类简牍中，官文书、法律文书基本保留了秦文字的正体，别体、异体字比较少见。文献类简牍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阜阳汉简和北大简中发现的《仓颉篇》看，这种教学用的读物，或者称“识字课本”，虽然有将“秦兼天下”改为“汉兼天下”等内容上的增删、修改，但文字大都是符合秦文字的“正体”，和其他的文献类简牍相比，别体字、异体字最少。而秦汉之际及汉初抄写的其他文献中，异体字、别体字，特别是六国古文的遗迹非常多。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里的诸多文献，如果不是汉代人的著作，应该都是秦焚书后侥幸留传下来的文献，有先秦的底本。

我们先看马王堆帛书。李学勤先生早就指出：“秦代写本《篆书阴阳五行》，文字含有大量楚国文字的成分”，在列举了“称”“剑”“左”“战”等字与楚文字（古文）相同之后，李先生认为“这位抄写者显然是还未能熟练掌握秦朝法定统一字体的楚人。”范长喜先生也曾对马王堆帛书中的古文遗迹与楚简文字做过比较研究，在《马王堆简帛古文遗迹述议》一文中，就十分详细地列举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发现的“古文遗迹一百六十六例”。而马王堆帛书中《阴阳五行（甲本）》不仅是楚文字的遗存非常多，甚至连书法的用笔起转，也保留了更多楚文字的书写方法。

裘锡圭先生在分析了马王堆帛书中受楚文字影响的字形后指出：“在楚国故地，楚文字的影响是逐渐消失的。在其他东方国家的故地，估计也会存在类似情况。”

学者们肯定了楚地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中，有楚文字的遗存，那么银雀山汉简作为在齐国故地出土的西汉简，其底本又多为流传于齐地的文献，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孙子》）、《晏子》《尉缭子》《六韬》（即《太公》）等，那么在银雀山汉简中有没有齐国古文的遗迹呢？早期的整理者罗福颐和吴九龙先生，都曾经撰文，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和异体字进行过归纳，之后许多学者都对银雀山汉简中六国古文的影响有所研究，如赵平安：《隶变研究》、陈昭容《秦“书同文”新探》、陈伟武《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辩议》等等。

银雀山汉简中的这些异体字，会不会是战国时齐国文字的遗存呢？对于这个问题，周波在《秦、西汉前期出土文字资料中的六国文字遗迹》中，将诸多学者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异体字与六国古文的关系的讨论重新做了考察，对哪些字属于齐系文字独有的写法，哪些文字属于六国文字通用的写法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其中确定银雀山汉简与齐系文字或古文有关的，就有以下数字：

，写作古文“妔”，《六韬》、见于《守法守令十三篇》，同《说文》古文。

依，写作“倅”，见于《孙膑兵法》简278，战国古文“衣”“卒”常混淆。

相，写作“栶”，见于《晏子》简577，这种写法仅见于齐陶文和齐玺，这肯定是齐系文字的影响。

时，写作“旹”，见于《六韬》692、残0572，同《说文》古文。

春，写作“旾”，见于《守法守令》863，同石经古文。

隂，写作“侌”，见于《六韬》638，同《说文》古文。

殷，作“”，《六韬》686、741，与石经古文“殷”形近，此字也见于晋玺。

陈，作“”，“出卒《中国书法》：银雀山汉简特辑（陈）兵”，见于《守法守令》，这种写法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曹沫之阵》，对这个字的国别归属，二者或可以互证。

称，作“爯”，《守法守令》《唐勒》，与石经古文形近。

还有一些字，不能断定一定是继承自齐系文字，当属六国文字通用的古文。

以“皇”读“况”，见于《孙子兵法》62，又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当属六国文字的用字习惯。

以“浴”读“谷”，见于《守法守令》65，又见于马王堆帛书。

以“㒀”读“敌”，见于《守法守令》926、《论政论兵》（四见），又见于晋系的中山王鼎和方壶。

以“戎”读“农”，见于《孙膑兵法》255、《六韬》653、《守法守令》899、900，又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

以“伥”读“长”，《论政论兵》0033，又见于郭店楚简，此篇多有楚国军事的内容，当受楚文字影响。

除了上面列举的字例，其实在银雀山汉简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与秦文不合”的异体字。《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的凡例中，就列举了“亂”、“朢”、“智”、“飮”、“微”、“采”、“體”、从“重”的“動”、“種”、“踵”， “勇”、“筍”、“陰”、“蜂”、“猶”、“掇”、“機”、“静”、“獨”、“其”等字的诸多异体。仅以“亂”字为例，就有“”“乳”“”“”等多种异体，与我们已知的楚文字的写法不同，但也无法在齐文字或其他的六国古文找到继承关系。以上证据，都把银雀山汉简中与秦文不合的异体字，指向了战国文字中的齐系文字。但在找到更充分、确切的证据之前，学术界对此还是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我们对齐系文字掌握的资料还不能像楚文字那么丰富，二是因为我们对六国文字中哪些属于纯粹的楚文字、哪些是六国文字共有的写法认识不够。这有待于更多的新发现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书法与抄本年代

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所以对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抄本时代并不能确定时间的竹简，我们只能把它们称为“秦汉文献”。例如马王堆帛书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医书、《阴阳五行（甲本）》《天文气象杂占》《老子（甲本）》《春秋事语》等，有学者把抄写时间定为秦代，如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就把前两种医书放到秦，而大多数学者都把这些文书的抄写时间定为秦汉之际。

银雀山二号汉墓中出土了汉武帝初年的《元光元年历谱》，故而整理组认为：“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避讳是判断文献抄写时间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西汉时期避讳不严，这批竹简有时似避‘邦’字讳，有时又不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晋邦之将’语。‘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雉’（吕后名）、‘启’（景帝名）二字不如以上诸字常用，但在竹简中也都出现过，所以我们无法根据避讳对竹简的抄写年代作进一步的判断。”

由于银雀山汉简是大规模出土的第一批含有多种古书的简牍，这批简牍的字体也不像后来发现的马王堆帛书、竹简那样种类繁多，虽然整理组认为“一号墓竹书非一人一时所写，因此书体和行款也不尽一致。”但没有做过细的说明，也没有像后来整理的马王堆帛书一样，对不同字体、不同篇章简牍的抄写年代进行细致分析。

字形和书法，是古文字学界对文字进行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早在1932年，甲骨文研究的“四大山堂”之一董作宾先生，就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字形、书法分别列入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近数十年的文字学界，已经逐步疏远了书法的研究，而书法界又跟不上文字学研究的步伐，所以对简帛书法的研究，成了目前古文字学界的一个短板。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参加过银雀山汉简整理的曾宪通先生，是文字学和书法兼通的商承祚先生的弟子，他在《试谈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一文中，就根据其书法风格和避讳，对其抄写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

从文字看，属竹书《孙子兵法》一类早期隶书，结构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接近，笔法体势却介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之间，即篆书气味不及甲本浓，用笔体势也不及乙本平直方正。这样，《孙子兵法》一类早期隶书可能比《老子》乙本还要早……就可能是刘邦称帝前抄写的了。另外，同墓出土竹书中还有一种风格特殊的斜体字（如即将出版的竹书《六韬》），它比《孙子兵法》一类的书体，更带浓厚的篆书意味，其抄写年代或许还要早些。

下面，我们就根据一些新出土资料，从书法角度来看看银雀山汉简的抄写年代问题。

银雀山竹简中草率隶书中的草书因素
昌	观	鸡	见	娄	能	请	亲
六韬402	六韬426	守法911	守法912	守法898	守法809	守法809	六韬1257
杀	商	声	圣	视	朢	闻	问
守法914	六韬426	守法911	六韬1605	守法809	六韬591	守法912	守法912
相	殷	有	则	泽	者	置	诸
守法912	六韬426	六韬1214	守法914	守法870	守法809	守法809	守法898

《说文解字·叙》中写道：“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青川木牍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书迹，虽然在发现之初曾经让学界惊叹，认为那时隶书已经出现了。然而等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才明白当时人日常书写的篆书，应当和这片木牍上的字迹一样，不可能像铭刻文字一样圆转规矩，基本还是属于篆书的范畴，顶多是出现了隶书的萌芽而已。换句话说，那时没有像后世篆书和隶书之间的截然划分。从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等资料看，秦代的隶书和篆书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野。但是“隶书”作为一种书体名称出现，可能还是汉代的事情，因为在日常书写领域使用的隶书和篆书的分野越来越大，必须给以正名了。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出版之前，人们通常依据当时整理组的意见，把银雀山汉简的字体分为“规整和草率两大类”，规整一类，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为代表，虽然“一种书里也包括几种不同的书体和行款”但基本可以归于一类。这些规整的隶书，笔法方折之中见圆润之姿，笔法的方折和横势，使字形整体上脱离了篆书的瘦长形而趋于扁方形。在西汉早期的隶书中，与银雀山汉简时代相近的，除了曾宪通先生比较过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外，之后出土的还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吕后时期）、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吕后文帝之间），与《二年律令》相比较，银雀山汉简中的篆书痕迹更少，又没有书写于武帝时期的北大汉简《老子》《仓颉篇》的隶书那样成熟，和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中比较规整的汉简隶变的程度相近，所以把这一类竹简的抄写时间定在文景之际，无疑是合理的。

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一类抄写于武帝之前的隶书，依文字学界的意见，应该属于“古隶”的范畴，而像宣帝时期的定县八角廊汉简、武宣之间的北大汉简，则被认为属于成熟隶书，这是和东汉汉碑和石经上的隶书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相对于成熟的隶书，古隶中篆书的遗迹还比较多，字形也没有全部变得扁方，而多随字形不同，书写的更为自由。从用笔来看，虽然已经有“波折”，但“蚕头雁尾”的笔法也没有那么固定。

草率一路，也就是曾宪通先生所说的“斜体字”，在银雀山汉简中有《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两种。曾先生认为“它比《孙子兵法》一类的书体，更带浓厚的篆书意味，其抄写年代或许还要早些。”这种认识，可能与过去在西汉简中没有见过这种字体有关。在此后发现的龙岗秦简、里耶秦简以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这种“斜体字”大量出现，我们一度认为这是秦简中独有的字体，但是，随着出土简牍新资料的出现，我们在湖南沅陵虎溪山西汉简《日书》中，也发现这种斜体字，与秦简、银雀山汉简中的斜体字风格基本一致，所以说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难以把这类竹简的年代提前。曾先生写作此文时，睡虎地秦简出土不久，有大量这种“斜体字”的虎溪山西汉简还没有面世，此时有这种判断，也属时间和资料的局限。

对于这种“斜体”的草率一路书体，有人认为属于草率隶书，有人认为就是“汉兴有草书”的草书，我赞同前一种说法。在不同时期的文字中，都有比较规整和比较草率的写法，比如像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就有许多书写草率的古文。说它们是广义的“草书”也可以，因为其中许多用笔和对文字结构的省减，与后世草书的方法是相同的。在《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就有许多字的写法，为后世的草书所继承。但是，这种草率的隶书与后世的草书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特别是见到走马楼西汉简中的草书时，我们相信“汉兴有草书”，应当是与这种草率的斜体字是不同的书体。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出版后，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比前两种更“古”的字体，见于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整理小组在注释中也提到：“简文字体较古，有篆书意味，亦与其他竹书不同。”而这一种书体，应该属于汉代人书写的篆书，与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比起来，显得稍晚一些，因此也难以作为抄写时间早于规整类竹简文字的根据。

在西汉早期的古隶书法中，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中的《遣策》、虎溪山汉简中的《阎氏五胜》、湖北孔家坡汉简的《日书》，其用笔起笔重按，刚劲有力，收笔轻提，波折明显，用笔粗细变化丰富，是西汉早期古隶中雄强风格的代表。马王堆汉墓竹简的《合阴阳》，结体轻松，用笔流畅，显得轻松活泼，是古隶中散逸风格的代表。以上两类，从笔法上看，都是使用硬毫书写的，这与楚国文字多使用硬毫书写的习惯是一脉相承的。而银雀山汉简中无论是规整还是草率一路，其用笔都比较一致，没有强烈的粗细变化。其规整一路的书法，比起楚国故地刚劲雄强风格来，用笔圆润，“蚕头雁尾”起笔没有重按那么强烈，用笔稳健，粗细变化比较细腻，没有过于强烈的对比。因而显得含蓄温润；比起散逸风格的竹简，又笔笔到位，结体严整，显得工稳秀雅又大方自然，这是西汉古隶中儒雅风格的代表。其使用的毛笔，也与楚地有所不同，应当是兼毫一类较软的笔书写的。在西汉早期的古隶中，马王堆汉简《十问》的书法与之最为相近。陈松长先生在论述《十问》的书法时这样说道：“都以浑圆的笔道为主，极少刻意顿挫用力之处，完全一派浑厚气象”。这一段话用在银雀山汉简中规整一路竹简的书法上也非常恰当。由于不同书家对书法认识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所用来描述的形容词多不尽相同，其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离谱”的描述，这也许是目前古文字学界渐渐舍弃书法的那些抽象用语，而改用西方传播来的字迹学中一些描述比较准确的概念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就如何学习银雀山汉简这类古隶书法谈两点个人意见。

学习古隶，应该同对待古文字书法的学习一样，对于文字学要下一番力气，同时要对秦汉简中文字的发展演变有一定了解。现在有些书家写楚简，经常会把楚简和小篆两个不同体系的文字混在一起，殊不知这两种文字在不同文字体系中，同样的字形，意思和用法又是会截然不同。写古隶也是一样，要尽量避免把古隶和今隶混杂使用，否则文字时代不一致，也会影响艺术风格的协调统一。学习古隶和学习楚简一样，还要了解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竹简初步整理时，编联、释读难免会有一些错简、误释，早年据此编写的字典、字形表，也因此会出现个别的错误。随着新出土资料的发现、文字学研究的深入，一些问题会得到纠正，如果不了解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就难免在书法创作时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

从学习书法的角度看，汉碑、石经的隶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模仿、学习，特别是清代篆隶的发展，要想在这方面超越前人，已经变得很难了。而秦汉时期古隶的出现，为书法家如何另辟蹊径提供了更多可以参考的资料。但学习古隶，也不能跳过汉碑上成熟的隶书。虽然说古隶有不成熟的质朴自然，但汉隶也自有成熟的法度谨严。从书写历史上看，简牍是先秦两汉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书写载体，不管是初学者还是大学者，他们日常书写都会使用简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简牍书法，水平高低参差不齐。而如果是镂于金石这种用途郑重的铭刻，就会找书法水平高的人来书丹。所以流传下来的汉碑，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最高水平。而比起日久残泐的汉碑来，简牍的优势是保存了清晰、丰富的用笔，提供了向多方面发展的不同选择和新面貌。所以简帛与汉碑，对于我们学习隶书来说，二者都不可偏废。